劃錯重點的另類閱讀

西方小說家如我們熟悉的波赫士、卡爾維諾、帕慕克、瑪格麗特．愛特伍等，透過混用類型小說的敘事形式來進行創作，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傳統；因為類型小說在情節結構上的特殊要求，往往能夠豐富小說的敘事層次，並成為風格化的美學。而這個作家世代相較於前行代，其實對於這樣的挪用，有著更多的體會與更大膽的創意。

像是中國作家阿乙的《鳥看見我了》、《下面，我該幹些什麼》、路內的《雲中人》、以及笛安的《芙蓉如面柳如眉》，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推理小說中常見的犯罪與死亡，來作為故事的核心。當然，這些作品一方面集體性地再現了一種無機質暴力，顯示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，隱藏在個體與社會網絡間無處可去的憤怒與焦慮；但另一方面，也凸顯出這個世代作家對於生活或社會中「真相」的渴望與追求，而推理、犯罪的敘事提供了承載這些欲求的最好容器。

而在台灣，朱宥勳的〈堊觀〉從頗推理味道的失蹤開始，但實為向林燿德〈惡地形〉及駱以軍、黃錦樹等五年級作家致敬的後設之作。不過較諸〈惡地形〉更進一步的是，〈堊觀〉的敘事文體游移在小說與論述之間，正文、引文與註腳更形成敘事的多重換位，而最終仍是走向結構與意義的漫漶，完成作者原本就預設的文字光爆演習。

但在這個作家世代中，此類敘事最傑出的，還是要屬伊格言的《噬夢人》。該作融合了科幻、推理、間諜等多種類型，並透過大量的理論知識與（偽）維基百科條目，以及詩性的文字，擬造出一個抒情化的後人類時空。在那裡，人與非人的疆界不斷曖昧，人類與生化人的唯一區別在於夢境，但夢境卻又是可以取出、植入與複製的，因此當夢境成為人類主體的判斷標準時，真實與虛構、夢境與記憶便產生了無限的辯證意義。在作者極為宏大的企圖中，他將所有這個世代對於人類與文明、科學與感情、歷史與命運的思考，全部收攏在這個精巧且充滿創造性的終極寓言裡，並建立出此類書寫不易超越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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