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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小說家如我們熟悉的波赫士、卡爾維諾、帕慕克、瑪格麗特.愛特伍等,透過混用類型小說的敘事形式來進行創作,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傳統;因為類型小說在情節結構上的特殊要求,往往能夠豐富小說的敘事層次,並成為風格化的美學。而這個作家世代相較於前行代,其實對於這樣的挪用,有著更多的體會與更大膽的創意。


像是中國作家阿乙的《鳥看見我了》、《下面,我該幹些什麼》、路內的《雲中人》、以及笛安的《芙蓉如面柳如眉》,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推理小說中常見的犯罪與死亡,來作為故事的核心。當然,這些作品一方面集體性地再現了一種無機質暴力,顯示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,隱藏在個體與社會網絡間無處可去的憤怒與焦慮;但另一方面,也凸顯出這個世代作家對於生活或社會中「真相」的渴望與追求,而推理、犯罪的敘事提供了承載這些欲求的最好容器。


而在台灣,朱宥勳的〈堊觀〉從頗推理味道的失蹤開始,但實為向林燿德〈惡地形〉及駱以軍、黃錦樹等五年級作家致敬的後設之作。不過較諸〈惡地形〉更進一步的是,〈堊觀〉的敘事文體游移在小說與論述之間,正文、引文與註腳更形成敘事的多重換位,而最終仍是走向結構與意義的漫漶,完成作者原本就預設的文字光爆演習。


但在這個作家世代中,此類敘事最傑出的,還是要屬伊格言的《噬夢人》。該作融合了科幻、推理、間諜等多種類型,並透過大量的理論知識與(偽)維基百科條目,以及詩性的文字,擬造出一個抒情化的後人類時空。在那裡,人與非人的疆界不斷曖昧,人類與生化人的唯一區別在於夢境,但夢境卻又是可以取出、植入與複製的,因此當夢境成為人類主體的判斷標準時,真實與虛構、夢境與記憶便產生了無限的辯證意義。在作者極為宏大的企圖中,他將所有這個世代對於人類與文明、科學與感情、歷史與命運的思考,全部收攏在這個精巧且充滿創造性的終極寓言裡,並建立出此類書寫不易超越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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