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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暫把感人肺腑的愛情擱在一旁，重新細讀這段文句，似乎可以感覺出一些隱藏的訊息

──為什麼會用「遍地腥羶，滿街狼犬」形容當時的世局呢？……

1911年3月26日，正是辛亥「黃花崗之役」前夕，曾在日本慶應義塾攻讀哲學的林覺民，寫了一封〈與妻訣別書〉給夫人陳意映，情致殷殷，纏綿悱惻，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同聲一哭。

在這封膾炙人口的絕筆情書中，林覺民列敘了他的不捨、不甘，與不能不捨生取義的無奈。談到二人的恩愛，追憶花前月下，甜蜜的景翳彷彿如在眼前：「初婚三、四個月，適冬之望日前後，窗外疏梅篩月影，依稀掩映。吾與汝並肩攜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語？何情不訴？及今思之，空餘淚痕！」談到孩子，他期待妻子「汝其善撫之，使之肖我」，且「教其以父志為志」。整篇文章中，尤其「……然遍地腥羶，滿街狼犬，稱心快意，幾家能夠。吾充吾愛汝之心，祝天下人愛其所愛」這一段，更是當代公認的，化小愛而為大愛，滅小我以成大我的經典。

腥羶狼犬

但是，如果暫把感人肺腑的愛情擱在一旁，重新細讀這段文句，似乎可以感覺出一些隱藏的訊息──為什麼會用「遍地腥羶，滿街狼犬」形容當時的世局呢？

一種說法是：這是指斥時政腐敗，官貪吏墨的意思。國勢日非，而肉食者愈鄙，志士仁人，旦旦惕憂國亡無日，就像另一句信裡的話描寫的：處當時之中國，「天災可以死，盜賊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」。

另一種說法就更有爭議性得多：那些高高在上，身為統治者的滿洲人、蒙古人，犬羊之性，非我族類，食肉飲酪，腥羶滿身；即使孟子說過：「舜，東夷之人也；文王，西夷之人也。」在漢人眼中，他們還是不能與漢族等量齊觀。尤其經過二百多年歧視性的高壓統治之後，許多人根本把這些原本不屬於中國內地的民族看成異族，當作外國人。

革命，其實是從狹義的民族主義口號「興漢排滿」開始的。我們要慶祝「民國百年」，重讀一個多世紀以前的舊事，可不能想當然耳地假設：今時今我皆是，將一切昔人舊事都以現在的眼光來評判臧否。

1894年10月25日，一支軍隊以解放者的姿態，兵不血刃進入滿洲「龍興之地」，奉天重鎮九連城，人民夾道歡迎，氣氛熱烈。根據隨軍記者報導，「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，攜來雞和豬迎接我軍」；隨後該軍司令貼出安民布告，免除當地百姓當年度稅款，「告示貼出之後，效果頗佳，逃避戰亂的人陸續回家，其中甚至有些人主動請求為我軍效力」。

這支「順天應人、旌旗獵獵」的「王師」，他們手裡擎拿的旌旗，不是清朝的「黃龍旗」，不是革命軍的青天白日旗，而是「日章旗」──也就是那一面慘白的素底映著一輪血色太陽的「膏藥旗」，那一面日後讓四五代中國人咬牙切齒的，「日寇」、「日本軍閥」、「日本鬼子」的國旗。

漢人的解放者

中國人怎麼會不抗日？那些白山黑水的好兒郎，大刀長槍的義勇軍呢？

上面這段記載出自《日清戰爭實紀》。我們今天重讀「甲午戰爭」或是「日清戰爭」的史料，會驚異地發現許多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匪夷所思，卻刻意為人淡忘或竄改的史實。

比如說，日本人將自己定位成：解救漢人的解放者──要將漢人從滿人的壓迫專制之下解放出來。戰前日本設在中國的間諜機關：藥店「樂善堂」，首席間諜宗方小太郎甚至為進攻東北的日軍起草了一封檄書──「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」。在這篇和漢混雜，文理欠通的布告裡，宗方提到「滿清……原塞外之一蠻族，既非受命之德，又無功於中國」；進一步提醒讀者滿人乃「竊據」中華之外族：「（滿清）乘朱明之衰運，暴力劫奪……當時豪傑武力不敵，吞恨抱憤以至今日！」接著談到日本陸海軍屢戰屢勝，「應天從人」，但強調「我國之所懲戒在滿清朝廷，不在貴國人民也」。

更厲害的說理在後頭，完全是解民倒懸的義師姿態：「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、同文、同倫理，有偕榮之誼，不有與仇之情也。」文末再次鼓吹各方義士揭竿而起，「逐滿清氏於域外，起真豪傑於草莽」，之後再改良政治，為民除害，「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，務覈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」！最後還強調時機的重要：「時不可失，機不復來。古人不言耶：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卿等速起，勿為明祖所笑！」

我讀到這兒，不禁啞然失笑：怎麼竟有一種唐初大文豪駱賓王〈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〉──「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」的味道？日本人怎麼越俎代庖，鼓勵起中國人革命來？還有，原來興中會的誓詞裡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」是日本人的首創，而不是孫中山發明的，啊？

不要以為這是日本人的一廂情願。甲午戰爭的時候，西方外交官注意到：在一些通商口岸，漢人的抗日情緒遠低於滿人。英國駐天津總領事甚至向倫敦報告：「某些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生認為，日本若能戰勝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因為可以藉此推翻朝廷。」

這正是「民國百年」前的情況──中華民族尚未成型，中華帝國一盤散沙。

遍地漢奸的原因

為什麼這麼多人搶著做「漢奸」？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得先搞清楚漢奸的定義──漢奸者，通敵賣國者也，也就是背叛了他應該效忠，他應該熱愛的國家的人。狹義地說，「漢奸」專指背叛漢族，特別是那些不服從「中央」政府號令的「民族罪人」。

但是，如果這個國家根本不可愛呢？中共創黨元老，著名學者陳獨秀曾經主張：愛國的前提是，「國家要先可愛」；他認為當時的中國「外無以禦侮，內無以保民，不獨無以保民，且適以殘民，朝野同科，人民絕望」，這樣的國家，如何教被壓迫的人民愛它？

而從中國老百姓的角度，歷朝歷代的可愛政府還真是不多！從二晉之交四川人民「李特尚可，羅尚殺我」的悲嘆（李特是「流人」的首領，羅尚是來進剿他們的官軍）；唐朝詩聖杜甫「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」的控訴；到計六奇《明季北略》裡，對貪官暴兵窮凶極惡的諷刺：「賊來如梳，兵來如篦，官來如剃。」在在都是應該愛民如子的政府，卻殘民以逞、官逼民反的實例。甚至到了二十世紀的40年代，湯恩伯所部「中央軍」在河南駐地軍紀敗壞，當地人民深惡痛絕，導致他們在後來日軍的「一號作戰」中，主動助戰並引導日軍行動。當地流傳下來的民諺：「寧願敵軍來燒殺，不願湯軍來駐紮。」就是對這種「官不如匪」的迫害最淒涼的抗議呼喊。

「民族」概念的演化

我們再講回來篇首談到的，林覺民〈與妻訣別書〉的年代的「民族」概念。

辛亥革命的偉業不單是由孫中山這一支革命者完成的，雖然官方史觀如此。基本上這樣翻天覆地的變革，不可能僅是一黨之功一人之力，它一定源自於廣泛的響應與多重勢力的匯流。

像武昌起義的力量主要來自於湖北、湖南的革命組織「共進會」。他們設計了一面「十八星旗」當作革命軍旗，代表中國內地，屬於漢人的十八行省──選舉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票數就是這麼來的：甘肅省沒有代表，而三個候選人裡，孫中山得十六票，黎元洪一票，黃興沒有。十八省裡不包括東北、蒙古、新疆和西藏。這面旗幟洩漏了這批革命黨的民族觀。

而以江浙人為主，包括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內的「光復會」就說得更露骨些：「改制同族，謂之革命；驅逐異族，謂之光復。」

還有更極端的言論。英年早逝的鄒容在風行一時的小冊子《革命軍》裡說：「……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帶角之滿洲種，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，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……」這已經是在主張種族滅絕了！

幸好，當革命軍攻占南京之後，起來響應革命的立憲派們，與革命黨達成妥協，設計出意涵「五族共和」的五色旗，這是革命派的一大觀念突破，也是清室退位詔書中「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」的基礎。（李守中《中國二百年》）

這個新生的「中華民族」概念，在1920、30年代的民族自決、「德先生與賽先生」、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全盤西化」、「科學的、唯物的馬列主義」等思潮中蹣跚顛躓，崎嶇前行。而日本人的侵略恰似特級酵母，加速催化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早熟。

與妻訣別書

民國初期的內戰，一開始都繞著派系地域的糾結打轉：直皖戰爭、第一次直奉戰爭、第二次直奉戰爭、中原大戰……這段親痛仇快的歷史，是我們最想忘記但抹煞不掉的記憶。30年代之後中共正式出台，反帝反共的鬥爭糾結在「五次圍剿」、「萬里長征」裡，都是一頁頁同族相殘的痛史。

而抗日的大旗神奇地彌縫了不同黨派、地域、主義、信仰的差距──雖然只是暫時的縫合。1937年的清明節，四個月前還在你死我活、不共戴天的國共二黨，分別派了代表：國民黨的張繼與共產黨的林伯渠，二人合祭了陜西的「黃陵」。這個儀式性的作為鋪平了三個月後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路。

盧溝橋的烽火引爆了民族主義的壓力鍋。抗戰初期的齊心合力，不僅是民國時期，且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景象。西方駐華武官大呼不可思議：「突然之間，全國軍隊都在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下，整然調動。」八路軍接受了山西王閻錫山的指揮，廣西軍為了中央系的上海地盤浴血奮戰；戴著德式鋼盔，穿著英制短褲，扛著捷克機槍，駕著法國飛機的各地好漢，聚集在一面旗幟之下作戰。蔣夢麟的《西潮》也有類似的記載。他碰見順流而下，出川抗戰的川軍：「……士兵們的鬥志非常激昂。問他們去幹什麼，他們的回答都是：打日本鬼！」一向內戰內行的川軍果然一諾千金，為保衛千里之外的河北山東流盡最後一滴血──1938年的台兒莊會戰，死守山東滕縣的川軍第二十二師，與優勢日軍激戰三天，師長王銘章中將以下全師殉城，譜成抗戰初期最悲壯的篇章。

對日戰爭，爭取國家獨立的代價是極其慘重的，粗略估計：軍民死傷三千五百萬人，流離失所將近一億，直接損失一千億美元，間接損失五千億美元，國土精華地區多數成為焦土。中華民族抵禦外侮，代價從未如此之高，犧牲從未有如此慘烈者。

而這些犧牲正像煉鋼的焦煤──經過鐵與血的熔鑄，以前的那個「夷夏一家」、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的舊中國灰飛煙滅，新生的中華民族主義旭日東升──火紅的東方照亮帝國主義的末路，但也注定會灼傷它自己的子民。

我想提一下在這救亡圖存的大旗之下，一個年輕人的另一封〈與妻訣別書〉。

1943年五月，日軍溯長江西上，直取中國的抗日根據地四川。地扼三峽中游的石牌要塞首當其衝，被賦予這個以少勝多、以寡當眾守衛重任的，是國軍第十一師，師長胡璉，黃埔四期，時年三十六歲。

大戰開始前一天，已經向全軍許諾「成功雖無把握，成仁確有決心」的胡璉，連續寫了五封簡短的訣別信，其中給老父的一封，其忠差似諸葛亮〈出師表〉，其孝思堪比李密的〈陳情表〉：「父親大人，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，孤軍奮鬥，前途莫測，然成功成仁之外，當無他途。而成仁之公算較多，有子能死國，大人情亦足慰。唯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，菽水之歡，久虧此職，今茲殊戚戚也。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，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。敬叩金安。」成仁死國之心，是精忠；加衣強飯之請，是純孝。

他當然也給妻子寫了一封。信的內容讓我想起父執輩那一代，為家庭全心奉獻，但卻傻愣愣、硬梆梆，不知如何表達，只能把溫柔深藏心底的丈夫與父親們：

首先他開宗明義，告訴妻子今天的抉擇他無可逃避：「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，原屬本分，故我毫無牽掛。」

真的毫無牽掛嗎？是又不然。「僅親老家貧，妻少子幼，鄉關萬里，孤寡無依，稍感戚戚，然亦無可奈何，只好付之命運。」國難當頭，做丈夫的再悲痛也只能「稍感戚戚」。

但悲痛之中還是有些期待──寄希望於他們的孩子：「諸子長大成人，仍以當軍人為父報仇，為國盡忠為宜。」這點跟林覺民很像，原來還是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」的指望！

在責任與孩子之後，我們的鐵漢終於展現了一絲浪漫與柔情：「家中能節儉，當可溫飽，窮而樂古有明訓，你當能體念及之。十餘年戎馬生涯，負你之處良多，今當訣別，感念至深。茲留金錶一隻，自來水筆一支，日記本一冊，聊作紀念。」

在交代遺物與羞赧地自承「負你之處良多」之後，胡璉大概覺得意猶未盡，紙短情長，於是又加上幾句安慰妻子的話：「接讀此信，勿悲亦勿痛，人生百年，終有一死，死得其所，正宜歡樂。匆匆謹祝珍重。」但是他應該清楚，「死得其所，正宜歡樂」只是文人騷客的想像，有哪個女人會為了丈夫壯烈殉國而開心呵！

二封與妻訣別書，從1911到1943，從主張排滿興漢的留日學生，到本土軍校畢業的、自覺地向「忠臣孝子」傳統靠攏的抗日青年，三十二年，二代志士，民族主義的大功終於告成。

民族主義的代價

代價是什麼呢？

是個人崇拜的興起。「民族救星」的獨裁者們孤星獨亮，構成九天銀河的億萬中國人卻暗淡了。

早在1914年，孫中山創立「中華革命黨」的時候，他就規定：黨員必須宣誓無條件服從領袖，還得在誓約上按下指模，詛天咒地：「如有二心，甘受極刑！」黃興對此的評論是：「……不平等……太侮辱人了！」孫中山逝世之後，國民黨並無公認的統一領袖，直到1938年，在民族存亡的危機意識下，才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確定「領袖制」，並遵奉蔣中正為「總裁」，國民黨的個人崇拜正式成型。

共產黨則是從失敗中汲取了血的教訓：必須建立自己的主義信仰與嚴密組織，「偉大舵手」的出現是必要的選擇。從1941年的「延安整風」，到強調下級服從上級，全黨遵循「中央的一元化領導」，以「毛澤東思想」為共產黨一切行動的方針，箝制的嚴酷與國民黨的腳步亦步亦趨，而更青出於藍。

至此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科學思想、唯物原則都已退位讓路，而二十世紀後半，「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，我們都堅決擁護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」、「中正之精神……常相左右」，馴至「愛國賣台」等各種帽子，各派幽靈，始終鷲聚鷹集，盤旋不去。

〈與妻訣別書〉問世垂將百年，中華民族雖然掙脫了一族一姓的枷鎖，卻又墮入一個永遠正確的黨或一句永遠正確的口號的魔咒。春祭國殤，且以一炷心香禱祝：林覺民、胡璉們，穆將愉兮，神明鑒臨，因為革命尚未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