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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邦媛/聯合報

 

前言:

 

《巨流河》在台灣出版整整兩周年的今天,我手裡捧著國際快遞寄來的日文譯本,上下兩冊,山村燈下,看著自己童年的照片,竟不知已淚流滿面。

 

 

日本讀者會怎麼看這本書呢?中日戰爭那八年,有數百萬日本兵死在深不可測的中國大陸。而中國人,前十年被追殺奔跑,後六十年大離散,數千萬人數代湮沒。死者默默,生者豈可無言?

 

我日思夜想多年,也寫了多年,這本書在台灣,在大陸都有很多回響,但是這日文譯本的序卻最是難寫,太多該說的話,都寫不明白,剪不斷,理還亂,一世紀的傷逝憾恨怎麼說得明白?

 

日文譯者池上貞子、神谷真理子,有如此超越出塵的文學姓名,也象徵了文學清朗的胸懷。

 

一本書開始活著,是讀者說話的時候。(齊邦媛寫於2011年7月7日)

 

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,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,遼寧百姓的母親河。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,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,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,聲消音滅。

 

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,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落到啞口海的故事。

 

六十年來我在台灣,我讀書,教書,寫評論文章為他人作品鼓掌喝采,卻無一字一句寫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當年事──郭松齡在東北家鄉為厚植國力反抗軍閥的兵諫行動;抗日戰爭初起,二十九軍浴血守華北,犧牲之壯烈;南京大屠殺,國都化為鬼域的悲痛;保衛大武漢時,民心覺醒,誓做決不投降的中國人之慷慨激昂;奪回台兒莊的激勵;萬眾一心,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、川黔路奔往重慶,絕處求生的盼望;漫長歲月中,天上地下,在四川、滇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戰士的容顏,堅毅如在眼前;那一張張呼喊同胞、凝聚人心的戰報、文告、號外,在我心中依然墨跡淋漓未乾。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,真正存在過的,最有骨氣的中國!

 

半世紀以來,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戰爭紀念館低迴流連,尋求他們以身殉國的意義;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著當年的沉船,愛丁堡巨岩上鐵鑄的陣亡者名單,正門口只寫著:「Lest We Forget」(勿忘!)──是怎樣的民族才能忘記這樣的歷史呢?

 

為了長期抗戰,在大火焚燒之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,那些在極端悲憤中為守護尊嚴而殉身的人;來台初期,單純潔淨地為建設台灣而獻身、扎根,不計個人榮辱的人。許多年過去了,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由青壯、中年,而一起步入老年,而我仍在蹉跎,逃避,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。我驚覺,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。

 

似那尋覓築巢的燕子,我終於在桃園找到這間最後的書房,月升日落,身心得以舒展安放,得以一筆一畫寫出我這本心願之書。

 

如今《巨流河》日文譯本即將問世,這篇序卻是難寫。我的國族,家庭命運深深陷在中日關係的歷史中,整整百年,千絲萬縷的愛、恨、情、仇,當從何處說起?

 

理智地來說,我終生不能了解,人與人之間,國與國之間,怎麼會有那麼持久的,不停歇的傷害?日本對中國的侵略,不僅造成當年那數千萬人的死亡,也造成了至今仍有數百萬人,漂泊異鄉,至今數代不能回歸故鄉。

 

而在情感上說,中日兩國是近鄰,文化上自古都在師友之間。在我父親那一代很多的知識分子曾「東渡扶桑」去留學,在日本都有良師益友。2002年我專程去金澤市追尋我父親讀了三年金澤四高的足跡,終於找到紀念館。他們很興奮地在校友名錄找到1920級的齊世英名字,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。1920以後他去了哪裡?他由金澤四高畢業保送京都大學哲學系,轉學去了德國,回中國參加反軍閥革命,結識了當時的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。中日戰爭後再度相見,曾多次聚談,吉田茂是他終生欽佩的政治家。我在金澤住了五天,每天在古巷舊街間行走,拜訪古蹟及著名的兼六園,記得父親在世時常常說起在金澤讀書美好的歲月。想著這近百年的中日恩怨真是感慨萬千。

 

在那八年漫長的對日戰爭中,我對日本人最清晰的印象是1945年二月,中國農曆年剛過,在那美麗的三江匯流的四川樂山古城,極寒冰的早晨,我與三位同學去文廟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,由文廟廣場進了廟門,迎面看到櫺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寫的布告,墨汁淋漓似尚未乾:

 

二月二十五日早晨,美國巨型飛機一千八百架轟炸東京,市區成為火海。日本首相小磯惶恐,入宮謝罪。

 

站在這布告前的數百個中國大學生,已經在戰爭中熬了八年之久,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,衣衫襤褸,面黃肌瘦,在大塊石板鋪的文廟正庭,無聲無言地站著,讀到這樣的復仇消息,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。

 

我也無言無語,沉痛而歡欣地站在石柱之前,想像那遮天蔽日的死亡降臨之際,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和服的背袋裡,火海裡,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……

 

1947年,初來台灣大學任助教時,在單身宿舍,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,長夜漫漫,在窗外樹間聽收音機播放〈荒城之月〉,在音樂中忘記它是日本歌,令我想起在崇山峻嶺的川黔路上逃難時,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;想想那數百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兵,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,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。

 

近七十年後2011年,我在台北看到日裔美籍攝影家中川治(Osamu James Nakagawa)的展覽:以Banta「崖」為名。戰後出生的藝術家,用最新科技攝製一系列沖繩島的斷崖絕壁,想用色彩沉重懾人的岩石和洞穴寫真,重現二次世界大戰時數十萬人跳崖的悲痛。崖間的和平公園是我一直想去參訪之地。我寫《巨流河》時心中亦是充滿了那樣虔敬而悲痛的心情。

 

感謝池上貞子、神谷真理子教授將此書譯成日文出版,感謝黃英哲教授的促成與種種協助。願此書日文版之問世,可增加我兩國民間的認識,尤其是知識分子對災難的態度,增加人類的悲憫心,促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。

 

感謝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以〈如此悲傷,如此愉悅,如此獨特〉這樣切中我心的評論,為此書作真正的導讀。他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,兼蓄歷史眼界與文學胸襟,對我所寫的時代和家鄉有深刻的了解,也因此能見人所未見,點明這是一本「惆悵之書」。書中人物有許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,自幼耳聞目睹,他知道他們打過的每一場仗,跑過的每一條艱難路,知道他們所秉持的理想和護住的聖潔的人性光輝,絕不能粗陋地以成敗論英雄。感謝他鼓勵我,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,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。

 

書寫前,我曾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趟返鄉之旅,獨自坐在大連海岸,望向我扎根的島嶼。回到台灣,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,寫下這一生的故事。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,即使自知已近油盡燈枯,我由故鄉的記憶迤邐而下,一筆一畫寫到最後一章,印證今生,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。天地悠悠,不久我也將化為灰燼,留下這本書,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作個見證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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